柴姆•苏丁（Chaim Soutine）的绘画原作我以前看得比较少，对他的生平逸事也不太了解，只是从莫迪里安尼的传记中认识了苏丁，这位来自立陶宛犹太村的犹太人曾与莫迪里安尼在巴黎合租工作室，并一同作画，在艺术上相互影响。后来苏丁通过莫迪里安尼的介绍，结识了扎布洛夫斯基。就是这位扎布洛夫斯基给他的好运——在1919年时送他去塞莱作画。他在那里呆了近三年时间，使他接触到南方明亮的阳光，一下子实现了他长久期待的骤变。
　　当我在巴黎桔园美术馆看到苏丁的十几幅原作之后，突然我喜欢上这位伟大的表现主义艺术家。此后，我开始留意与苏丁相关的文字和作品，他的艺术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深刻，我不能不说他是一位非常独特而怪异的艺术家。他在艺术表现上有别于其它画家，某些方面拥有了凡•高那样的激情和孤独，尽管他声称不喜欢凡•高，但从隐秘心底里发出的强烈颤音中，似乎听到了凡•高的心声。这是怎样一种“颤音”？只有一个经历了极度痛苦感情的人才能有所体会。与凡•高一样，他一生中大半时间都极为贫困，但他的表现方式却与表现主义先驱凡•高有所不同，他贪婪地搜索着世界上的物质，把它们变成浓厚、滑腻、激情的养料。他有一颗非表白自己情感不可的心，情感不受任何东西约束，与凡•高不同的是他对周围的社会保持冷漠，始终拒绝展出自己的作品，这倒并非一种虚伪谦逊，而是由于不可克服的焦虑不安促使他把手里的每一幅画都重新画，甚至把它毁掉。
　　也许苏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流浪的世界主义者，像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里都没有固定的地位观念，尽管很早以前著名的艺术史学家艾黎•富尔认为：“苏丁在技巧探索上和表现力上都可列为世界最伟大的画家之一。”然而，他不能容忍僵化和死板的空洞，哪怕是表情木然的面孔，他也要毫不犹豫地表现得生气勃勃。试图从被分解了的肌体，剥了皮的牛，死掉的禽鸟那里寻找更新和复活的萌芽，由于他的这种性格，活着时一生孤单不群，几乎无人知晓。
　　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苏丁的生活历程，就会看出其艺术发展轨迹，苏丁生长在有着十一个孩子的犹太家庭，他是姐妹中的第十个。为了逃脱犹太区的贫困，他来到明斯克，然后又到威尔诺美术学校，在一家照相馆洗印照片，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。一位医生慧眼识才，帮助他来到法国。于是苏丁于1911年抵达巴黎，在巴黎美术学院高尔蒙画室，当时的苏丁还几乎是个孩子，性格内向，眼睛似乎总是朝向自己的内心深处。“他笨拙地向前伸着白白的小手”。艾黎•富尔如此描绘他那胆怯的本能和在暴雨下逃跑的姿态。他的朋友莫迪里阿尼也为他留下了这样一幅令人难忘的肖像。
　　为了准备接受冲击和做出反应，苏丁必须从积聚力量的沉睡中醒来，他常常为无法表达自己的激情而苦恼，长时期出不了作品。可是，就在某一天他突然地扑向画布，在那里纵横驰骋，比如他在塞莱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就这样画出了二百多幅油画。在创作中，在从容不迫地暴露自己心扉的同时，又具有跟博物馆的美术竞争一番的雄心壮志。他重新表现了伦勃朗、埃尔•格列科的那些经典作品，《屠宰后的牛》和“扭曲了的风景”，表现出了苏丁对先辈大师的虔诚之心。心中积蓄着更大的热情，试图超越凡•高风景画中的激烈情怀，因此不懈地努力着……在1919年至1922年间，苏丁在法国比牛斯山脉的瑟勒镇画的一系列油画，从画面的激烈来看瑟勒风景在美术史中没有先例。他创造了有别于凡•高在阿尔或圣雷米的那些热浪冲击下的风景，那是充满着强烈焦虑和狂热的暴发，过去风景画中的叙述性内容被彻底的变形；地平线被拖在一个狂暴的斜面上，房屋被大风吹倾斜了，一切都在倾斜、扭曲、动荡、不安之中，整个景色在苏丁的笔下成为一团翻腾不息的颜料。
　　苏丁的这种工作方式说明他把一切准备工作都不仅视为无用，而且视为有害，认为它们有分散、切断灵感的危险。他从来不作传统意义上的素描，只是用木炭迅速地确定位置，搭起未来作品的骨架，而不使其带有任何限制。只有使用油画颜料，把一管管的厚色迅猛地调在一起时，他才能画满一个形状，赋予轮廓以生命的温暖气息。
　　1929年，苏丁在沙代吉昂结识了卡斯坦夫妇，在他们离夏尔特尔不远的莱沃别墅中找到了家。他长久地居住在那里，到蒙巴纳斯来得愈来愈少了，并且不再参加任何公共活动。在1940年德国占领期间，他再次经历了痛苦的考验，躲避到杜莱纳的小村镇沃德河畔香比尼。尽管受到威胁，他仍然画出一些令人赞叹不已的风景。1973年初，他因肠穿孔不得不前往巴黎急诊，由于治疗得太迟，于8月9日早晨去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