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0年2月21日张仃先生在北京去世，当时我不在北京，得此讯，心中为之一震。先生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在眼前……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前年的十一月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庆先生不顾年迈出席了，我和先生的夫人灰娃女士还有李兆忠先生聊了些先生的近况，他当时精神很好，只是有些耳背，这也是老年人常有的事。我与先生相识二十余年，但一直没有单独与先生留影，校庆那天，望着先生温和的笑容不觉一时激动提出留影纪念。想不到一年后先生就离我们而去，想到此，内心不觉阵阵伤感。回北京后便与灰娃去电话，约好次日下午前去府上吊唁。
　　3月7日天气很冷，西北风呼啸着丝毫没有初春的暖意，恰似风雪来临前的寒冷，先生的别墅在门头沟的山中，先生性本爱山川，别墅是他自己选择而建。来到院门前，只见院门虚俺，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轻轻地推门而进，默默地走进先生的灵堂，灵堂设在画室，室内摆满了花圈。在灵堂的中央放着先生生前读书的照片，看着他专心致志读书的样子，不觉想起先生治学的严谨，朴素的生活让先生拥有了高尚的品格。过了一会，灰娃慢慢地从楼梯下来，灰娃是我一直敬佩的诗人，几十年来对先生更是照顾倍加，追随先生走遍大江南北写生创作，对先生焦墨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。待我见到灰娃的瞬间，不难想象这些天来她承受了多少苦痛。客厅里很静，我能听到她的呼吸声，我们静静地坐着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？想起以前到先生家中先见到灰娃，过会儿先生才从里屋出来…… ，灰娃问起我的近况和生活，慢慢地我们开始谈先生临终前的日子，五个月的住院治疗，先生的乐观时时感动着我。后来灰娃又谈到中国美术馆将为先生举办特别展，我问灰娃：“先生最让她感动的艺术是什么？”灰娃说是焦墨。她说：“张老谈得最多，花费功夫最大的就是焦墨，可以说焦墨艺术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。齐白石曾对张老说过：要做一个好画家，就等于做半个和尚。这句话张老记了一辈子，他也是一直这么做。”
　　是的，很少有画家像张仃先生那样在年过六旬之后，不分春夏秋冬地奔走大江南北写生，近三十年致力于焦墨山水的创作。灰娃还说：“张老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拓展中国画，想用自己的语言来画中国画，最终他采用了焦墨这种材料画中国画，这样难度很大，很难把对象的层次表现出来，可最终他做到了。”张仃先生一直努力把传统水墨继承下来，尤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，这些体现在先生的书法中，因为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联，而书法却伴随着他走完了一生，就在住院的前一天都在写字，先生从书法中领悟到国画用笔的精髓，焦墨用笔也得益于此。我还看到先生的客厅挂着一幅汉石刻的拓本，我想这一拓本也是他生前的最爱，从这拓本中能看出先生从中吸取了朴素而厚重的艺术气质。
　　张仃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，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时就曾与李可染去南方各地用毛笔、宣纸、水墨直接描绘大自然，从而使传统的中国画能够与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，与人们的真情实感相结合，使中国画融入了现实生活。先生在《我与中国画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从杭州到绍兴、富春江、苏州，跑了不少地方：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小桥流水，廊榭亭阁，从小巷到灶头，无不激动人心。这时，如果完全套用石涛、八大，或莫奈、塞尚的语言，似乎都不能说得妥帖。虽然笔墨技法，必须以传统作为基础或出发点，并可借鉴于西洋绘画技法，但仍然必须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。”这时的中国画面临着双重的冲击，一是欧洲油画观念和技法，另一方面是中国画传统临摹，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画何去何从，如何发展和改良中国画已经成为艺术家面临的重要课题。先生当时选择现实生活，回归自然，放情于山川河流，让绘画更接近自然，造化万物是古今艺术家所追求的对象，但是如何做到这一步，唯出于真性情方能有所收获。
　　后来，张仃先生一直保持着写生的习惯，2003年我给先生做专访时，先生86岁高龄仍在户外写生，早出晚归，不知疲惫，时常进入忘我之境。据王鲁湘讲：有一年，在秦岭的冬日零下23℃的冰雪里写生，数小时而不觉寒冷，陪同的人手脚早已冻僵。等返回时陪同的人才发现先生呼吸粗重，早已发烧，赶紧送往医院，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得以康复。如何运用焦墨生动灵活地表现对象，先生很下苦功，难得的是先生不觉得这是一种痛苦，反而是一种快乐。先生的出行完全是为了写生，向往自然的冲动难以言表，似乎那就是他的生命所在。正如灰娃所说：“一到山里，张老就不要命，把拐杖一扔，像孩子一样向前冲，有一次算好把他拉住，一看脚下就是悬崖，真是太危险了。”先生长期深入自然写生，与老乡同吃、同住、同生活，真切体悟人生。尤其画得最多的是太行山，太行山冬天的树木枝节十分明显，用焦墨表现起来也十分充分，先生总是怀着朴素的情感对待艺术和生活，。
　　张仃先生出行写生不同于现在的其他艺术家，与李可染出行写生一样，从不麻烦他人，最不愿意住大宾馆，大酒店，不喜欢各式各样的应酬，因为这些让先生感到非常不安。只有住在山里，过着山民的生活，才真正拥有了自然。先生就是这样对待他人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按先生现在的地位和声望，一般人是难以想象先生过着如此朴素的生活。故此，张仃的焦墨山水里充满质朴感人的气息。薛永年先生在《张李体异与焦墨山水》一文中谈到：“张仃先生在‘李家山水’之外推出取境平实而以笔代墨的焦墨山水。两种水墨写实风的山水先后呼应，相映生辉。”我们知道，水墨山水被黄宾虹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之后，李家山水又把积墨染色发展到一个新高度，同样以水墨的方法推出新的风格是何等艰难，需要何等的勇气和魄力才能从水墨中取得未知精华。于是，先生大胆地从书法用笔入手，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又一次深挖掘，从汉代石刻拓本中体悟其朴素品格，从素描中吸取表现对象的层次，增强了水墨对形态体面的表现能力，从而在强化用墨过程中，对于笔性技巧在画面的灵活运用提出了高要求。书法用笔、素描的表现，使得先生的笔墨语言更加纯粹而豁达，同时也走出了不同于黄宾虹和李可染的一条新路。
　　而今，张仃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，我们在缅怀的同时更多的是从先生身上吸取一种朴素精神，先生的焦墨艺术不仅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，而且还为今后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新坐标，不但是二十世纪水墨艺术家在东西文化碰撞交融中深思独创的典范。而且走在了时代前列，先生的焦墨艺术必将载入美术史册。